“富貴有余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發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余謀。致身千乘卿相，歸把釣漁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這首《水調歌頭?題滄洲》詞是紹熙五年（1194）11月，朱熹被罷免朝廷侍講，回到建陽考亭不久后想到朝廷奸臣當道，官場傾軋，對仕途失去信心時寫就的。這位一生追求儒家學說的思想家、教育家站在位于考亭麻陽溪畔的龍舌洲上，思前想后，覺得不能在朝廷建功濟世，還是著書授徒，光大理學才是正道。當年12月12日，朱熹傾囊在龍舌洲上建成了“竹林精舍”。精舍四周，種滿了竹子。他帶門生聚集在竹林下傳道講學。或許顧及到同佛典所載如來講法的竹林精舍同名，不久，他將龍舌洲改名滄洲，將“竹林精舍”改名為“滄洲精舍”。 他將自己寫的《水調歌頭？題滄洲》刻在精舍大門石碑上。并自號“滄洲病叟”。發誓從今往后，“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朱熹在寫該詞時，首先仰面感嘆：“富貴有余樂，貧賤不堪憂。”富貴則樂有余，貧賤則不堪其憂。樂與憂，乃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所言。誰知宦途莫測，為官者，隨時都有禍從天降的可能。他策杖徘徊在龍舌洲上，望著奔流不息的建水……感到眼前所見的，并非閩北的建水，而是當年屈原被流放的汨羅江；是當年嚴子陵郁郁不得志而回歸釣臺的富春江；是當年范蠡功成名就后為避禍的太湖水。因而，作者巧借三個歷史典故，喻意宦海深不可測的道理。一是“東門黃犬”，這是有關秦國丞相李斯的典故。他曾為秦始皇平定六國，定郡縣制，統一文字等立下汗馬功勞。秦二世時，“指鹿為馬”玩弄權術的趙高誣李斯謀反，將其腰斬于咸陽市中。臨刑前，李斯對次子嘆曰：我多想再同你一起，牽著獵犬去上蔡東門外打野兔啊！其二是“華亭鶴唳”，西晉吳人陸機任成都王司馬穎，后將軍兼河北大都督。有戰功，后與長沙王司馬義決戰時兵敗，被司馬穎所殺。陸機生前常游華亭(今上海松江縣)別墅觀鶴，臨刑悔恨莫及，傷痛不已，曾說，多想再聽一聽華亭鶴唳，然這一愿望自然只是個泡影。其三“鴟夷子，散發弄扁舟”一事，鴟夷子就是范蠡。他曾勸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終于滅吳，功不可沒。然范蠡高明之處在于他深知勾踐只能同患難，不能同安樂，功成名就之時，便改名鴟夷子。駕一葉扁舟不辭而別，泛游于渺渺太湖里。

范蠡助就越王勾踐滅吳，終成霸業，全憑他的計謀。越王以千乘卿相極言范蠡功成回國。千乘：春秋時，稱小侯國為千乘。卿相：執政大臣。位高權重，可他卻急流勇退，浪跡五湖，拿起釣竿到太湖里釣魚去了。不論春秋還是晝夜，觀云望月，樂得盡悠哉。想到一生坎坷之路，屢遭奸人陷害，朱熹拄著拐杖，擊節長嘆宦途之幽險，福禍之難卜，以古為鑒，將人比己，決心永遠拋棄那是是非非、勾心斗角的“人間事”，在考亭筑滄洲精舍，專心致志地研究理學，著書立說。

讀罷全詞，筆者感覺到朱熹之所以在下半闋以較多的筆墨重復了范蠡的故事，一來是抒發自己無比的感慨，二來是為了表達自己與范蠡迥然不同的人生觀。他不做浪跡天涯者，而要繼續行圣賢之道，繼承孔孟之絕學，為他的道學集大成而鞠躬盡瘁。全詞形象鮮明，意境獨特，言辭激越，據典喻今，特別是從客體形象中映襯主體情愫的寫作手法，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據《文公行狀》載：慶元六年三月（1197）名噪一時的“慶元黨禁”，已將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等五十九人一并打壓多時。朱熹列為“偽學之魁”，革去官職，其得意門生蔡元定受牽連發配至湖南道州。當月十七日，蔡元定從容上路。臨別前，朱熹率弟子百余人為之餞別壯行。朱熹捧杯飲酒時，再次唱起了這首《水調歌頭》，“富貴有余樂，貧賤不堪憂……”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時，他的弟子們先由低聲應和，漸至擊杯高歌，使得在現場的數百名送行百姓無不動容，哭泣成聲。

上圖為朱熹手跡詞文。

□李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