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崇尚讀書的福建莆田。當地有句民諺叫——地瘦種松柏，家貧子讀書。因為家境貧寒，5歲半，我就上學了。1965年夏，不滿12歲的我，順利考入莆田第十中學。

　　莆田，地處沿海，人多地少。當年，為了支援山區建設，也為了加強備戰工作，政府動員莆田農民移居閩北。不過，真正下決心背井離鄉的，主要是家里窮或成分高的兩類人。我家屬于前者。于是，剛上初中一個多月的我，便隨父母移居建陽縣黃坑公社鵝峰大隊。

　　建陽山清水秀。800多年前，朱熹曾在這里創辦“考亭書院”，后與夫人劉氏合葬于黃坑后塘大林谷。得益于朱熹，建陽始有“南閩闕里”之稱。可是，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陽的教育事業仍較落后，全縣僅有三所中學。當父親安頓好新家，帶著我先步行20里，再乘車顛簸80里，來到位于麻沙的建陽三中求學時，被校方以“生員已滿”為由拒于門外。因為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且不懂也找不到關系，我只好乖乖的“回去等通知”。

　　孰料，1966年，那場“大革命”就開幕了。很多學校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無書可讀、無所事事的我，開始下田學干農活。那時，農村很少用農藥。因而，田里有兩多。一是泥鰍多。泥鰍既刁鉆，又圓滑。稍有動靜，就逃之夭夭、溜之大吉了，不是輕而易舉能抓到的。二是螞蟥（水蛭）多。螞蟥身上似有“遙感器”一般，只要你踏進田里開始勞作，它們就立馬做出反應、鎖定目標。沒有脊椎的身軀，一弓一張地向目標快速游來。螞蟥與其他“吸血鬼”一樣貪婪，一旦遭到它們“襲擊”，且未能及時發現，原本又扁又細的家伙，吸飽血后變的又圓又粗、通體暗紅起來。更令人心痛的是，螞蟥吸去多少血，還得流出多少血，傷口才能閉合。我記憶猶新的是第一次參加耘田（除草）勞動時，不知什么時候小腿上出現一大一小2條螞蟥。我立馬跑到田埂上，一邊驚叫，一邊跺腳。可該死的螞蟥卻若無其事、紋絲不動。父親見狀，過來用手一條一條把螞蟥從我腿上“拔”下來，而后從煙斗里掏出一坨煙油，抹在螞蟥身上，剛才還猖獗的它們，很快便嗚呼哀哉了。那時，隊里的男勞力，每天12分；女勞力，每天10分。生產隊最早給我的報酬，是每天2.5個工分。我曾苦笑著向生產隊長訴苦：我一天流失的血，也不止這點工分呀。

　　1970年初，當“復課鬧革命”的鐘聲響徹大山深處時，黃坑也辦起了中學。這時，我每天已經能掙八九個工分了，且又是長子，按理說應該安心勞動才是。但為了一圓中學夢，我希望再度入學。開明的父母咬咬牙，恩準了我的要求。新創辦的中學，說是“完中”，其實不“完”。因為教材缺、教師少，我們始終不曾開過化學課，也沒有專職音樂教師，以致我至今不懂化學、五音不全。

　　學校了解我家境況和我的表現后，按月給我發放4元甲等助學金。這筆錢，對我而言，功用不小。人窮志強。我勤奮學習，各科成績皆可，最好的是數學。從作業到考試，我不用鉛筆用鋼筆。而且，數學老師經常把我的答卷張貼在黑板上，充當“標準卷”。為了多掙點工分，每逢星期六上午放學后，我便急匆匆往家趕。20里路，用不了兩小時。隨便吃上幾口飯，下午下地參加勞動，星期天再干上一天。周一帶些大米、咸菜什么的，天剛蒙蒙亮就向學校開拔。因為生活困難，一直買不起自行車。每次往返，全靠自己的“11號”。有時途中遇到本大隊的手扶拖拉機，便一手抓住拖斗，跟著快跑幾步，而后找準時機，縱身一跳，坐了上去。僥幸不被駕駛員拽下來，心里甭提有多高興了……

　　就這樣，我邊讀書邊勞動，加上寒暑假，每年差不多能掙1000個工分。幸好那時學制改革，初中、高中都壓縮了時長。1974年7月，我高中畢業。從1965年進入初中算起，頭尾跨度長達10年。在校期間，因為成績不錯、表現良好，我先是當了班長，后又兼任校團支部書記。畢業回鄉后，村里人都夸我“好樣的！能做事，會讀書。”可我心里卻隱隱感到慚愧：都快21歲了，多少人大學畢業了，我才圓了中學夢！

?? （張桂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