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區印發的“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宣傳單”和微信朋友圈轉發的“小知識”，頓感老祖先防控流行性傳染病的“隔離”“戴口罩”“管理個人衛生”等方法科學又奇妙。

歷史典籍中，有關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皆稱為“疫”“疾疫”“癘”等，一般統稱為“疫”。

史上流行性傳染病最早發生在東周。先秦典籍《春秋公羊傳·莊公卷八》載：魯莊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天，齊國發生大災。“大災者何？大痔也。”就是全國性流行的傳染病。

此后，關于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中不完全統計，從周代到清朝共發生疫災238次，疫情最嚴重、死亡人數最多的是發生于金朝開興元年（1232年）的“汴京大疫”，50天時間，“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其數”。

面對流行性傳染病，古人怎樣防控？

商周時期奉行的“先鬼后禮”制度一直影響到秦漢初期。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續漢書志·第五·禮儀志》中曰：“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進步，祖先們認識流行性傳染病的能力不斷提升，防疫措施逐漸科學化。

成書于西漢時期的《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就認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接著提出防止傳染需要“避其毒氣”，即避免與患者接觸。

于是，嚴格的“隔離觀察治療”應運而生。《漢書·平帝記》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就是說，西漢末王莽掌權時就創建了中國史上最早的傳染病隔離醫院。

魏晉南北朝，防控流行性傳染病的“隔離”成為制度。

《晉書·王彪之傳》謂：“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流行性傳染病患者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

宋至清，阻止疫情傳播的“隔離”措施更加“冷酷”，即便父子也不能接觸。

南宋初曾任“中書舍人”的朱翌在筆記小說《猗覺寮雜記》中說：“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跡，不敢問疾，恐相染也。”

清代著名學者俞正燮史料筆記《癸巳存稿》載，為防止天花傳播危及皇室，清初設有“查痘章京” 一職，查得天花病人即“令其遷出四、五十里以外”。順治皇帝患天花而死，為確保年幼的康熙不被感染，太皇太后命保姆護視康熙于紫禁城外，不得進宮探望父皇……

除采取隔離措施外，古人也加強個人衛生管理。唐代《千金要方》有“常習不唾地”之說，李時珍《本草綱目》有“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染”之方，說明古人注重保持不隨地吐痰和消毒防控等良好習慣。 預防傳染病戴口罩的歷史相對晚一些，《馬可·波羅行記》中“元制規定，向大汗獻食者，皆用絹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的記載，表明中國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習慣。在信息閉塞、醫藥匱乏的古代，隔離、戴口罩、勤洗澡、洗手、換衣等措施，對預防和阻止傳染病發生、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趙柒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