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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精舍是朱子創建的第三所書院，在今武夷山景區五曲隱屏峰下。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子在浙東提舉任上彈劾唐仲友受挫，次年正月奉祠而歸武夷，建此書院，四月落成，此即朱子所言“經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暨望堂成，而始來居之” 朱子《行視武夷精舍作》詩夾注自述書院建造始末云：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峰下小山重復，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跡，乾道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 ……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升峰，右有鐘模、三教等石，極為雄勝。 由此可知，在朱子之前，精舍故址還是“舊無人跡”的“蔽隱”之處, 乾道五年(1169)朱子舟行過此，已有卜筑之意。十三年后，此愿方得以實現。然其規模，不過是草屋三間而已，故可在兩三個月之內完工。 精舍營建之時，其友人趙汝愚正官福建安撫使，故命崇安縣令、縣丞以官帑相助營建，但被朱子婉言謝絕。朱子說：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慁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為營葺，已定要束矣。……官司為之，于義既不可，于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騷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為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 由上文可知，趙汝愚之外，當時還有幾位友人欲出資營造，也被朱子謝絕。文中所言“日夜窺伺”的“彼等”，指的是唐仲友姻戚，時任宰相的王淮、吏部尚書鄭丙等，當時正在朝中掀起一股反“道學”逆流。朱子不愿因此而授人以柄，更不愿因此而連累朋友。 對精舍的創建始末，朱子的友人，曾先后擔任過建安知縣和建寧知府的韓元吉有《武夷精舍記》，述此甚詳：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 淳熙十年，元晦既辭使節于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鍤，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 朱子自撰《武夷精舍雜詠并序》描述了精舍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結合現存遺址來看，精舍面溪背山，占地約三畝。其原始格局大致為：隱屏峰下，兩麓相擁之中，有居屋三間，名為“仁智堂”；堂左有“隱求室”，為朱子居室；右有“止宿寮”，奉迎親友之用。山麓之外累石為門，稱“石門 塢”，塢內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另有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等建筑。書院建成之時，四方學友士人云集，著名詩家詞家陸游、辛棄疾、楊萬里、袁樞等均有詩以記之。 精舍建成，南方各省的學子紛紛負笈前來從學。朱子為門人宿所“觀善齋”題詩云：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 日用無余功，相看俱努力。 其從學門人之盛，據朱子摯友、詩人陸游為朱子門人方仕繇撰寫的墓志銘中，有“朱公之徒數百千人”的說法。朱子本人則說“四方士友來者亦 甚眾”。從淳熙十年到紹熙元年(1183—1190)朱子赴漳州任前的八年中, 他主要在此聚徒講學和從事學術活動。 朱子在武夷精舍講學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 師生自建校舍，開“勤工儉學”之先河 “勤工儉學”本為現代用語，古代并無此說。然觀武夷精舍之創建過程，由于朱子拒絕了官、私各方朋友的襄助，而僅以微薄的祠祿自營，故其資金明顯不足。為了解決這一困難，朱子“躬畫其處”，即自己設計。“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此乃根據地形地勢的不同特點，設計建造適合的建筑物。又率及門弟子“誅除草茅”，得地數畝，“具畚鍤，集瓦木，相率成之”。從清理地基，籌集工具和建筑材料，到最后建房搭屋, 均由門生弟子揮灑汗水，自力更生來完成的。朱子對此雖有“視所縛屋三 間，制度殊草草”的遺憾，然縱觀中國古代教育史，由師生自創校舍，朱子可謂第一人，實開“勤工儉學”之先河。 2. 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 《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子在淳熙七年(1180)任南康(治今江西省廬山市)知軍，興復白鹿洞書院時所制定。朱子在總結前人辦學經驗的基礎上制定的這一學規，內容涉及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白鹿洞書院揭示》體現了書院教學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又明確了為學之序和修身、處事、接物之要，既表達了封建社會教育的基本要求，又揭示了辦學的一般規律。故在武夷精舍教學中，朱子仍將其作為精舍諸生從學的規則。 3. 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 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是朱子在書院講學中一貫堅持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如在此前的寒泉精舍講學中，所撰《資治通鑒綱目》，其中部分內容，即交由蔡元定、李伯諫、詹體仁等分工完成。 在武夷精舍，朱子又將此方法繼續推行至其教學實踐中。如門人黃榦, 曾協助朱子從事一些課題研究。朱子在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寫給劉子澄的一封信中說： 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盡覺精密。且令寫出凈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 “舊書”指的是《小學》初稿。此書最早由朱子列出大綱，交其門人劉清之(字子澄)編出初稿。在給劉子澄的另一封信中，朱子說： 《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 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 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仔細決擇。 文中對劉子澄所編《小學》初稿提出了較為詳細的修改意見，其抉擇、 取舍的標準貫穿著朱子的理學思想、教育思想。朱子又將此書稿交給黃榦, 并同其“商量”，這就通過編纂教材這一環節提高其從學門人的研究和判斷能力。 又如《易學啟蒙》一書，成書于淳熙十三年(1186)三月，是朱子為糾正當時學者受現行《周易》文本的影響，而產生“緣文生義，穿鑿破碎”之弊而撰。此書之寫作，由門人蔡元定協助完成。《朱文公續集》卷二《答蔡季通》書中討論此書的修改之事甚詳。束景南先生認為： 朱熹撰寫《易學啟蒙》，得蔡元定之說有二：一為《圖》十《書》九，一為奇三偶二，朱熹于《啟蒙》中均以“蔡元定曰”明標。《續集》 卷三《答蔡伯靜》書一亦云：“《啟蒙》已為看畢……但注中尊丈（蔡元 定）兩句不甚分明……或于《啟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凡初揲，左手余一、余二、余三皆奇，余四為偶；至再揲、三揲，則余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說明朱子的《易學啟蒙》一書，吸收了蔡元定的某些觀點和部分研究成果。 4. 優游林泉，寓教化于游樂之中 朱子對旅游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說：“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余, 而心亦無所放矣。”他認為，游樂，是通過“玩物”來鍛煉自己的情操, 大自然中蘊涵著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補充。通過登山臨水，接觸各類事物，來體察天下萬物之理，即所謂“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故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樂之中的教學方法，也是他提倡的 “格物致知”的途徑之一。朱子友人韓元吉在《武夷精舍記》中，將朱子率弟子優游武夷林泉之下，與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巔相提并論，揭示古代教育家“志于道”與“游于藝”二者之間的關系。文曰：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于登泰山之巔而誦言于舞雩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學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以為何如也？ 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華的五曲大隱屏下，為朱子在講學 之余朝夕游焉，以博義理之趣，提供了絕好的條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均成為朱子率門人出游的觀賞目標。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不久，朱子即率門人吳楫等赴一曲武夷山沖佑觀歲寒軒講學。朱子《次公濟精舍韻》《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沖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即作于此次講學之時。 淳熙十一年(1184)仲春，朱子與門人游九曲溪，寫下了著名的《武夷棹歌》十首。其通俗而又典雅的風格，回環往復的旋律，以及濃郁的武夷民歌特色，吸引了由宋至清數十位詩家為之唱和。朱子的《武夷棹歌》也因九曲船工的代代傳唱而經久不衰，至今家喻戶曉。 在武夷精舍講學之時，朱子還率門人對武夷“船棺” “虹橋板”進行實地考察。他對武夷山向來眾說紛紜的武夷君的來歷進行推斷，認為“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 為眾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推斷武夷君乃遠古時期的部落酋長，并駁斥了兩岸“船棺之屬”系仙人葬處為“詭妄不經，不足考信”的無稽之談。此說對引導門人科學地分析、認識武夷遠古的歷史和傳說，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講學期間，朱子還率門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泉州等地。通過對學者的互訪，擴大了本學派的影響。如淳熙十年(1183) 十月至泉州，與友人泉州名士陳知柔游當地名勝蓮華峰、九日山等，留有詩作。十一月到莆田訪陳俊卿。陳俊卿之子陳實、陳守、陳宓，孫陳址，都在此時從學于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又與門人王遇、陳孔碩、潘柄、黃 子方等同游鼓山。今鼓山涌泉寺后山仍存此次紀游的摩崖石刻。題刻原文： 淳熙丁未，晦翁來謁鼓山嗣公，游靈源，遂登水云亭，有懷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僧端友。 朱子出訪各地，使武夷精舍講學影響擴大，不僅在出訪途中即吸引了一 批門人弟子拜師門下，而且還有許多各地的門人聞風赴武夷山。其中如莆田 名儒林光朝的從子林成季，莆田方壬、鄭可學，邵武吳壽昌、吳浩父子，長 溪楊楫，惠安張巽，浦城楊道夫，仙游傅誠，閩縣鄭昭先，光澤李方子、李 閡祖、李相祖、李壯祖兄弟等數十名弟子，均在此前后赴武夷精舍從學。 5.刊刻圖書、發布學術成果 朱子在五夫家居和建陽寒泉、云谷講學時期，就有過刊刻圖書的經歷。如在五夫家居時期，他于乾道五年(1169)五月，刻印由他所編訂的《太極通書》；在寒泉、云谷，則于乾道年間(1665—1173)刻印《二程遺書》《二程文集》《論孟精義》和《上蔡語錄》；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八年(1181)刻印了《八朝名臣言行錄》《弟子職》《大學》《中庸》《近思錄》和《古今家祭禮》等。 武夷精舍講學時期，朱子繼續發揚書院刻書的傳統，將其編著以及友人的著作刊行于世。如淳熙十一年(1184),將友人呂祖謙遺作《大事記》刊 刻出版。同年，編纂亡友張栻的《南軒集》四十卷，并為之刊版印行。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易學啟蒙》成書，由其門人蔡淵刊刻于建陽。淳熙十三年(1186)成書的《詩集傳》二十卷，次年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陽后山， 版本學上稱為“后山本”。淳熙十四年(1187)編成《小學》六卷，仍由蔡元定刊行于建陽，封面題“武夷精舍小學之書”。這是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圖書。淳熙末紹熙初(約1188-1190),朱子自編《晦庵先生文集》十一卷，《后集》十八卷，刊刻于建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