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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學術思想，大致可以乾嘉漢學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即朱子學的復興時期。歷經(jīng)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五朝，將近兩個世紀， 是其鞏固和發(fā)展的時期。 清朝貴族入關時，其社會剛剛由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文化落后，兵力也只有十多萬。清朝統(tǒng)治者總結元朝以來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認識到朱子學是最好的思想武器。從建國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沿用元明以朱子所定“四書” 及其注釋為國家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康熙皇帝說： 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guī)。 這就是說，朱子學是最正統(tǒng)的儒學，是治國安民的主導思想。因此，康熙皇帝強調要把以朱子學為代表的理學貫串于實際生活中，提出“凡所貴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康熙皇帝自謂，他從八歲開始就潛心研究朱子所注《大學》《中庸》，終身研讀儒家經(jīng)典。康熙五十一 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進木主于十哲之下”，升朱子配祀孔廟十哲之列（以往只把朱子放在孔廟兩廊）。康熙五十三年（1714）和五十四年 （1715）先后諭敕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周易折中》等, 闡明性理，頒行全國，以廣流傳。在康熙皇帝大力提倡下，清初乃朱子學之天下，它控制了社會意識的各個領域。 清初朱子學之盛行，可以說是對王學的反動。明中葉以后，王陽明學說盛行，朱子學衰落。王陽明學說與佛教禪宗直接結合，其末流極端空疏和誕妄。他們以禪宗所謂“不立文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為指導，提出 “何必讀書，然后為學”。他們蔑視禮法和經(jīng)典，夸大主觀的作用，成為狂禪。清人陸隴其說： 王氏之學遍天下，幾以為圣人復起，而古先圣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余，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guī)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至于啟、禎（即天啟、崇禎，1621-1644——編者注）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為明之天下， 不亡于寇賊，不亡于朋黨，而亡于學術。 因此，清初大多數(shù)學者感到王學非拋棄不可。由于他們拋棄王學而返回朱學，王學盛而復衰，朱學衰而復盛，是勢所必然。 清初全國著名朱子學家輩出，東有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人）、張履祥（字考夫，號惕園，浙江桐鄉(xiāng)人），中有李颙（字中孚，號二曲，陜西周至人）、張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湯斌（號孔伯，河南睢縣人），北有孫奇逢（字啟泰，號夏峰，河北容城人），南有李光地、蔡世遠、藍鼎元、童能靈（皆為福建人），等等。 隨著清初全國朱子學乘明末王學衰落而興起的趨勢，福建學者幾乎尊崇朱子學，與全國相比，尤為盛行。一是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康熙皇帝每與福建朱子學者李光地談《易》，輒至子夜，諸侍從皆不枕以待。乾隆皇帝稱福建為理學之鄉(xiāng)。二是由于張伯行的大力提倡。河南儀封人張伯行平生篤信朱子學，來福建任巡撫后提倡朱子學不遺余力，極力表彰福建朱子學家，在福建編輯出版了大量朱子學者著作，并立鰲峰書院等作為宣揚閩學的陣地，聘請著名閩學家作院主和教授，培養(yǎng)了大批福建朱子學學者。清人陳庚煥說： 儀封（即張伯行——編者注）撫閩倡興實學，九郡（即福建——編者注）之士翕然向風。 三是福建是朱子學的故鄉(xiāng)，有闡揚朱子學的傳統(tǒng)。陳庚煥說： 自宋以來，閩士蔚興，與中州埒。道南一脈，遠紹洙嶧，舉濂洛關 之統(tǒng)悉薈萃于閩，至今天下之士宗閩學焉。 這就是說，南宋以來，朱子學集中了濂洛關之學的精華，它有雄厚的理論基礎和大量的堅定的學者，因此“瀾倒風靡而閩謹守繩墨，鮮有濡跡”。“至今天下之士宗閩學焉”，說明當時閩學影響了全國，為全國朱子學者所宗。 清初朱子學學者為了復興朱子學，糾正明中葉以來王陽明學派給學術界所造成的流弊，特別重視下列幾個方面：第一，敦實。他們反對王學輕忽踐履和空疏不實，反對言行不一和不講求經(jīng)濟民事，注重躬行，為官強調事功和政績，頗能關心國計民生，特別強調道德踐履和檢身。像藍鼎元、蔡世遠、李光地等人，最喜歡談論古今成敗、地理扼塞和其他典章制度。他們注重反身切己之教。第二，衛(wèi)道。他們大都以衛(wèi)道者自居。他們只承認程朱理學是正統(tǒng)，視漢學為破碎，認定陸王心學為異端和狂禪，堅決反對王學而衛(wèi)護朱學。寧說周孔錯，不說程朱非。第三，尚節(jié)義。他們抗直敢言，為官能廉正不阿，遇事以禮。第四，發(fā)揮。有一部分學者基于王學的沖擊，深深感 到拘于前人的舊說，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他們思想比較解放，敢于改動宋元明朱子學者的守舊觀點，認為朱子講的話、做的事不一定都對，有些也是錯誤的。清初一些朱子學者的觀點與朱子的說法不合。如清代學者雷鋐所說 的：“即尊朱子之學者，亦有以知止合聽訟為一節(jié)，以為格物傳不待補，云云。”他們大都以朱子的《格物補傳》為非，而贊同王陽明“《大學》復古本說”。這就是說，有些朱子學學者不完全守朱子之說，而是有所創(chuàng)新的。 到了乾嘉時代，統(tǒng)治者在思想文化領域中進一步釆取高壓政策，殘酷的“文字獄”不斷發(fā)生。一些學者為了回避申論歷史和接觸現(xiàn)實，只好致力于經(jīng)籍上的考據(jù)，繼承漢儒只作名物訓詁的學風，出現(xiàn)漢學的復興，形成漢學學派，或叫考據(jù)學派。 “漢學”是相對于“宋學”而言的，是作為“宋學”的對立面而稱的。“宋學”是宋明理學的總稱，主要是指程朱理學。至清初程朱理學已經(jīng)統(tǒng)治中國思想文化界五百多年，已暴露出其武斷和空疏，盡管清初一度興盛，但到了乾嘉時代便日趨失墜。如毛奇齡作《四書改錯》，大膽批判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他認為，《四書》無不錯，“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注》，而其就注義以作八比，又無一不錯”。本來，“四書”和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是法定的教科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現(xiàn)在卻敢于懷疑和批判，這是一種大無畏的精神，說明社會已要求要擺脫程朱理學的束縛。由宋學回到漢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尋求思想解放的表現(xiàn)。 由于乾嘉時代漢學幾成一尊之局，朱子學（宋學）自然衰落。清人陳庚煥說： （乾嘉以來，朱子學）風流余韻浸以銷歇。間有誦法朱子者，或迂闊而無當，或浮慕而失真，甚或跖行孔語，身敗而名裂。于是閭巷之間以學相詬病。學者聞見既狹，溺聲利者，務靚記為詞章。矜奇嗜博之 士，則或沿西河（指漢學家毛奇齡——編者注）之余風以攻擊朱子為能事，而閩學微焉。 當時，全國第一流學者大都治漢學，離開朱子學，因而朱子學在全國來說極為低沉。但是，這不是說朱子學完全斷絕。一些漢學家未嘗完全薄程朱，如漢學家惠棟謂：“六經(jīng)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漢學家戴震著《毛鄭詩考證》，采朱子說。同時，一些學者以衛(wèi)道的立場批判漢學，如姚鼐批評戴震“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之甚”。此外，初期之今文經(jīng)學（公羊學） 援引理學，在客觀上維護了理學。基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叩關而入和中國社會近代化的趨勢，今文學派用《春秋公羊傳》中的“微言大義”議論時政，發(fā)揮改制的思想。這種思想與宋學是有共同之處的。如漢學家莊存與等，提出漢學、宋學并包，在其經(jīng)學中引入程朱理學。 在漢學幾成一尊之局的乾嘉時代，在朱子學的故鄉(xiāng)福建，朱子學仍盛行，堅持“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故三代以下可折衷于朱子”。陳庚煥、孟超然等堅持以朱子學為主體，與漢學相對立。他們認為, 漢學家只注重名物訓詁及種種干枯的考證，支離瑣碎，不如程朱注重義理和經(jīng)世。不過，這個時期的朱子學學者，亦吸收漢學的某些積極因素，在宋學的范圍內兼取漢學，考證訂正程朱理學。雷鋐、孟超然、陳庚煥等都主張用考證的方法研究程朱著述。乾嘉時代的福建朱子學學者雖沒有多大創(chuàng)新死守朱子學殘局，但是對朱子學的發(fā)展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