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光地(1641 — 1718),字晉卿，號厚庵，別號榕村，后人稱厚庵先生, 又稱榕村先生，福建安溪人。李光地是朱子老師李侗的后代，其上祖自延平 (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區)遷至安溪。康熙九年(1670)進士。殿試擬第一, 以制策一字錯誤，置第五。試詔令第一，選吉常時，詔諸翰林各獻所學。李光地進《河洛圖說》，復拔第一。李光地歷官翰林院庶吉士、鄉試同考官、 侍讀學士、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掌院學士、經筵講官、方略館總裁、通政司通政使、兵部侍郎、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一統志館總裁等。 以往人們對李光地評價不好，說他出賣朋友陳夢雷以求官；父親死了貪做官不肯奔喪；臨死有私生子來承受家產。錢穆說：“光地實小人，富貴煊赫，不足掩其丑。全謝山(即全祖望——編者注)稱其初年賣友，中年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今人許蘇民著《李光地傳論》，對“三案”詳加考證，為之辯冤。 李光地幫助康熙皇帝平定了耿精忠、鄭經等人的封建割據，統一臺灣,并采取了有利的政策，促進了國家的統一與繁榮發展。 李光地關心民瘼，在任直隸巡撫時，皇帝經常出游其地，扈從囂沸，民苦不堪言，他請從寬減損以紓民力。當時，漳河、子牙河、永定河等水患嚴重，他數次上書皇帝撥款治理；他親勘原委，督定工程，一年即見成效，為民造福不少。他建議放松“海禁”，使沿海居民生治安定。 李光地非常重視教育事業。他當地方官時，撥款修建學堂，選拔優秀教員，閑暇親臨講學，追隨請教者甚多，曾助許多人在學術上獲得成就，培養了不少人才。后人贊其：“清初諸巨公，稱善育才者，必以公（即李光地——編者注）為首。” 李光地力學過人，虛心請教，知識淵博。他五歲入學，十歲能寫詩作文，十二歲讀畢群經，十八歲著《性理》，十九歲著《四書解》，二十歲著 《周易解》，二十一歲著《譜太極通書相表里圖》，二十三歲著《洪范解》《卜書補義》，二十四歲著《歷象要義》。二十九歲殿試時，富鴻基稱其“忠誠君子天下才”。三十八歲任內閣學士。此職主于贊畫樞機，分裁文獻，老成知軍國大體及有文章聲望者，才能任此職。李光地好學至老益篤。曾問音學于顧炎武，問歷算于梅文鼎，皆盡其要。與人論學，有一言之合，即改己說而從之。嘗自言為學，初入館。與德子諤、徐善長相切磋，學乃一變；中歲得物賓實、張長吏，學又一變；至晚歲，學問又進。李光地學精且博，以朱子為依歸而不拘門戶之見。他深究天人之際，熟悉經義性理，旁及歷算、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淵博的學問使他成為能左右康熙學術思想者。 由于李光地有好的品質、學問和政績，所以康熙皇帝對他的知遇比諸臣更隆。康熙帝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 五谷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李光地死時，康熙帝聞之深為憫悼，諭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 研究經藉，講求象數，虛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亦無有過于李光地者。”李光地深得康熙之信任，亦可見其業績之顯著。 （一）復興朱子學 李光地是朱子的崇拜者，《清儒學案》中說“安溪學博而精，以朱子為依歸”。李光地說：“朱子之門，守章句，踐規矩，故其學于諸家為無弊也。象山之學，見之者慈湖，聞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經'不可作也，文、武之道盡矣，雖后有賢圣而焉師乎?”他為在清初振興朱子學作了不懈的努力。 李光地積極向朝廷推薦朱子學。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被授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和值經筵兼充日講起居注官之后，經常和康熙皇帝一起研究程朱理學。特別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李光地影響康熙皇帝更深, 《清史稿?李光地傳》稱日召入殿切磨性理，君臣相得。康熙嘗謂“知光地莫若朕，知朕亦莫若光地”。清人說：“左右圣祖（指康熙皇帝——編者注） 者孝感（指熊賜履——編者注）、安溪（指李光地——編者注），后先相繼, 而資贊助者安溪為獨多。”李光地在編纂《朱子全書》過程中，每卷稿成, 進呈御裁，以相互商議。君臣這樣深入地商議朱子學問題，足見李光地影響康熙皇帝之深。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十四年（1715）,皇帝先后諭敕李光地編纂 《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在康熙朝所編纂的一系列大型典籍，編纂者皆非一人，而反映清初統治思想的《性理精義》的編纂則只委命李光地一人，此足見李光地之朱子學思想在康熙皇帝眼中的地位。此外，李光地根據康熙皇帝提倡程朱理學的宗旨，摘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和《朱子文集》一百卷中的精華，以類排比，分成十九門，成《朱子全書》六十六卷。依李光地意，是書包含了朱子一生之微言大義，是以“御纂"的名義頒行全國。《性理精義》乃是賡續《朱子全書》而作，是在明人胡廣等編纂的《性理大全》 的基礎上選錄、增益而成的。康熙皇帝在《性理精義》序文中說，《性理大全》擇焉不精，乃命李光地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李光地所編纂的《性理精義》是以朱子思想為線索的。這一方面反映出朱子學在清初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說明李光地傾慕朱子，為在清初振興朱子學而努力。 李光地雖主程朱，但又不像一般朱子學者那樣墨守門戶之見，一味指責他人的學說或學派為非，否認別家的學術成果。李光地提出一個很有價值的見解，即認為在學術理論上不論哪家，有錯誤要批評，有優點要學習。他說：“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李光地不贊同“元明以來諸儒僅守朱說”，認為朱子之言不能無疑。他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持比較客觀的公允態度。 李光地對朱子學篤信而時有不同。李光地的易論極為有名，其最有學術成就的著作是《周易折中》。在這部著作中，他對漢宋以來的諸家易論之優兼收并容，不病異同，而一切支離幻渺之說咸斥不錄，成一家之言。他指出，朱子否認王弼不應該調整《周易》經傳次序的合理性而復古本經傳是不對的。他遵從王弼所調整的《周易》經傳，不用朱本《周易》。但是，他又認為，自己對《周易》的解釋與朱子是一致的。在他看來，朱子的《易》之卜筮說是對《易》的大貢獻。他的易論與朱子的易論有異而無背，只是發其所未備。李光地于《尚書》重考證，不據理懸揣，較符合朱子實事求是的治學觀。李光地對《詩經》見解與朱子差不多，不主訓詁名物，而主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 李光地不同意朱子認為《大學》錯亂而需要加以調整、更改，《大學》格物致知有經無傳而為之補上。他認為，《大學》宜還古本，古本無誤；《大學》宜以“知本”為格物第一義。他不同意朱子把《大學》中的格物之格訓 為“至極”、物訓為“事”，認為格物應訓為“知本”。但是，李光地承認朱子對《大學》內容解釋的正確性，認為是“圣人復起，不能易焉”。李光地的根本立場是站在朱子一邊的，并在此基礎上調和朱子學派與其他學說的矛盾。 (二)哲學思想 李光地的思想涉及許多方面。他恪奉程朱，研求經術義理，尤深究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他于律呂、音韻、歷算等，亦稱有得。 李光地說：“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后。”在他看來，天地間的事物都可歸結為理氣，理是主要的，氣是理的作用或表現。又說：“氣者，理之所乘也，無非心也。”在此，他吸取了心學派的某些因素，通過理和氣的關系把理和天、命、道、太極聯系起來。李光地認為，氣就是充滿天地間的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濁、融結，所以然者，謂之天、謂之命。“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理和天、命、 道、太極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是世界萬物的主宰或本原。在他看來，天地間理和氣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理是氣之本，沒有無理之氣；氣是理之用，沒有無氣之理。氣運而不息，窮則變，變則通，從而出現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由于氣在不停地變化，因而氣有偏有中正。氣不偏而中正即理之全，氣偏而不正（中）則理之不全。他說：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 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 在這里，李光地講了由于陰陽二氣有精粗、粹駁、多寡，因此產生氣之正 （中）偏的各種情況。又說：“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貴中，認為只有中才能有常，即具有永久性。在李光地看來，理于氣之所以尚全而惡偏，是因為理全為善，從而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具備。凡人本來皆具五常之性，只是因為氣偏而五常之性不顯。他說： 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為仁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于仁，不足于義，非仁之至也。偏于義不足于仁，非義之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無義也，并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并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 決，而去義也遠矣。 這就是說，人與物之別，人與人等級之別，全在于氣之偏正和理之中正。理本身是無差別的，理之有別是氣之偏正的表現。人之五性偏則事隳。隳即毀壞。李光地說：“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為之也。理則全而不偏, 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人是理與氣相結合的產物。得氣不過亦無不及，即不偏謂之中，中則理之全，五常之性具備。因此，儒家最為推崇適中、中庸，認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為政》）,即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因為它具備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 人具備五常之性，就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有時掩于氣之偏，才有所不善。李光地認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于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后微渺之端緒可得而見”。這是因為，“皆其所本有, 而非其所本無也”。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之；其美不能自達者, 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于以當理而若性一也”。“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在李光地看來，陸王學派由于把心和理等同起來，排除理和氣的關系，從而得出心無善惡的結論。他指出，王陽明 “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為一，……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他認為，人是理與氣生，不管氣之偏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有時 “掩于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這就是說，人的本性是善的，盡管一時顯現不出來，但經過努力可以人人為善。 李光地基于其人性論觀點，提出自己的認識修養論。他生平論學要旨以志、敬、知、行為序。他說： 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 所以蹈其實也。……四事者一時并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悵悵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于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此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并進，而其序既有先后，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于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 “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為因其似以自名，為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 如何也；繼視敬業樂群，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其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其力行之 有成矣。然則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圣人有圣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于道，亦立志之謂也；據于德，亦持志之謂也；依于仁者, 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于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 李光地這段論述是對朱子居敬窮理之說的闡發，在《榕村語錄》中此類論述甚多。李光地之所以一再強調志、敬、知、行的次序，是為校正明中葉以來頗滋流弊的王陽明知行合一說。李光地強調知先行后，指示學者以此為用功之要，知在行前，而知之先，又需有志、敬工夫。志、敬、知、行四個環節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而立志是為學的開端和根本。 對于知和行的關系，李光地反復強調，要堅持朱子的先知后行說。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后。“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他認為，知者，學之始；行者，知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李光地明確講要知先行后、知始行終，這種次序是不可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