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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精舍是朱子創建的第三所書院，在今武夷山景區五曲隱屏峰下。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子在浙東提舉任上彈劾唐仲友受挫，次年正月奉祠而歸武夷，建此書院，四月落成，此即朱子所言“經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 夏四月暨望堂成，而始來居之”。 朱子《行視武夷精舍作》詩夾注自述書院建造始末云：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 愛。 峰下小山重復，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修竹交相蔽 隱。舊無人跡，乾道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 ……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 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 升峰，右有鐘模、三教等石，極為雄勝。 由此可知，在朱子之前，精舍故址還是“舊無人跡”的“蔽隱”之處, 乾道五年(1169)朱子舟行過此，已有卜筑之意。十三年后，此愿方得以實 現。然其規模，不過是草屋三間而已，故可在兩三個月之內完工。 精舍營建之時，其友人趙汝愚正官福建安撫使，故命崇安縣令、縣丞以 官帑相助營建，但被朱子婉言謝絕。朱子說：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 家齋舍，不當崽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 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 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 為營葺，已定要束矣。……官司為之，于義既不可，于事亦不便。蓋其 一則必有騷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為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 由上文可知，趙汝愚之外，當時還有幾位友人欲出資營造，也被朱子謝 絕。文中所言“日夜窺伺”的“彼等”，指的是唐仲友姻戚，時任宰相的王 淮、吏部尚書鄭丙等，當時正在朝中掀起一股反“道學”逆流。朱子不愿因 此而授人以柄，更不愿因此而連累朋友。 對精舍的創建始末，朱子的友人，曾先后擔任過建安知縣和建寧知府的 韓元吉有《武夷精舍記》，述此甚詳：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則游焉， 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 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 淳熙十年，元晦既辭使節于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于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 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幽 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釵，集瓦 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 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 朱子自撰《武夷精舍雜詠并序》描述了精舍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結 合現存遺址來看，精舍面溪背山，占地約三畝。其原始格局大致為：隱屏峰 下，兩麓相擁之中，有居屋三間，名為“仁智堂”；堂左有“隱求室”，為朱 子居室；右有“止宿寮”，奉迎親友之用。山麓之外累石為門，稱“石門塢”，塢內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另有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等 建筑。書院建成之時，四方學友士人云集，著名詩家詞家陸游、辛棄疾、楊 萬里、袁樞等均有詩以記之。 精舍建成，南方各省的學子紛紛負笈前來從學。朱子為門人宿所“觀善齋”題詩云：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 日用無余功，相看俱努力。 其從學門人之盛，據朱子摯友、詩人陸游為朱子門人方仕繇撰寫的墓志銘中，有“朱公之徒數百千人”的說法。朱子本人則說“四方士友來者亦 甚眾”。從淳熙十年到紹熙元年(1183—1190)朱子赴漳州任前的八年中, 他主要在此聚徒講學和從事學術活動。 朱子在武夷精舍講學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 師生自建校舍，開“勤工儉學”之先河 “勤工儉學”本為現代用語，古代并無此說。然觀武夷精舍之創建過程, 由于朱子拒絕了官、私各方朋友的襄助，而僅以微薄的祠祿自營，故其資金 明顯不足。為了解決這一困難，朱子“躬畫其處”，即自己設計。“中以為 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此乃根據地形地勢的不同特點，設 計建造適合的建筑物。又率及門弟子“誅除草茅”，得地數畝，“具畚鍤，集 瓦木，相率成之”。從清理地基，籌集工具和建筑材料，到最后建房搭屋, 均由門生弟子揮灑汗水，自力更生來完成的。朱子對此雖有“視所縛屋三 間，制度殊草草”的遺憾，然縱觀中國古代教育史，由師生自創校舍，朱子 可謂第一人，實開“勤工儉學”之先河。 2. 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 《白鹿洞書院揭示》是朱子在淳熙七年(1180)任南康(治今江西省廬 山市)知軍，興復白鹿洞書院時所制定。朱子在總結前人辦學經驗的基礎上 制定的這一學規，內容涉及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白鹿洞書院揭示》體現了書院教學的根本宗旨和 目的，又明確了為學之序和修身、處事、接物之要，既表達了封建社會教育 的基本要求，又揭示了辦學的一般規律。故在武夷精舍教學中，朱子仍將其作為精舍諸生從學的規則。 3. 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 指導學生承擔部分研究課題，是朱子在書院講學中一貫堅持使用的教學 方法之一。如在此前的寒泉精舍講學中，所撰《資治通鑒綱目》，其中部分 內容，即交由蔡元定、李伯諫、詹體仁等分工完成。 在武夷精舍，朱子又將此方法繼續推行至其教學實踐中。如門人黃榦, 曾協助朱子從事一些課題研究。朱子在淳熙十一年(1184)春正月寫給劉子 澄的一封信中說： 舊書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舊盡覺精密。且令寫出 凈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 “舊書”指的是《小學》初稿。此書最早由朱子列出大綱，交其門人劉 清之(字子澄)編出初稿。在給劉子澄的另一封信中，朱子說： 《小學》書曾為整頓否？幸早為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 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 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 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 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 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仔細決擇。 文中對劉子澄所編《小學》初稿提出了較為詳細的修改意見，其抉擇、 取舍的標準貫穿著朱子的理學思想、教育思想。朱子又將此書稿交給黃榦, 并同其“商量”，這就通過編纂教材這一環節提高其從學門人的研究和判斷 能力。 又如《易學啟蒙》一書，成書于淳熙十三年(1186)三月，是朱子為糾 正當時學者受現行《周易》文本的影響，而產生“緣文生義，穿鑿破碎”之 弊而撰。此書之寫作，由門人蔡元定協助完成。《朱文公續集》卷二《答蔡季通》書中討論此書的修改之事甚詳。束景南先生認為： 朱熹撰寫《易學啟蒙》，得蔡元定之說有二：一為《圖》十《書》 九，一為奇三偶二，朱熹于《啟蒙》中均以“蔡元定曰”明標。《續集》 卷三《答蔡伯靜》書一亦云：“《啟蒙》已為看畢……但注中尊丈（蔡元 定）兩句不甚分明……或于《啟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 “為奇者三，為偶者二。蓋凡初操，左手余一、余二、余三皆奇，余四 為偶；至再攜、三摞，則余三者亦為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說明朱子的《易學啟蒙》一書，吸收了蔡元定的某些觀點和部分研究成果。 4. 優游林泉，寓教化于游樂之中 朱子對旅游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說：“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皆至 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余, 而心亦無所放矣。”他認為，游樂，是通過“玩物”來鍛煉自己的情操, 大自然中蘊涵著深刻的道理，故游玩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益補充。通過登 山臨水，接觸各類事物，來體察天下萬物之理，即所謂“朝夕游焉，以博其 義理之趣”。故旅游既是其寓教化于游樂之中的教學方法，也是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途徑之一。朱子友人韓元吉在《武夷精舍記》中，將朱子率 弟子優游武夷林泉之下，與孔子率弟子登泰山之巔相提并論，揭示古代教育 家“志于道”與“游于藝”二者之間的關系。文曰： 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 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 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 至于登泰山之巔而誦言于舞零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 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圣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 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學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 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以為何如也？ 由于武夷精舍坐落在集武夷山水之精華的五曲大隱屏下，為朱子在講學 之余朝夕游焉，以博義理之趣，提供了絕好的條件。武夷山的自然和人文景 觀均成為朱子率門人出游的觀賞目標。 淳熙十年(1183),武夷精舍建成不久，朱子即率門人吳楫等赴一曲武 夷山沖佑觀歲寒軒講學。朱子《次公濟精舍韻》《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 沖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即作于此次 講學之時。 淳熙十一年(1184)仲春，朱子與門人游九曲溪，寫下了著名的《武夷 棹歌》十首。其通俗而又典雅的風格，回環往復的旋律，以及濃郁的武夷民 歌特色，吸引了由宋至清數十位詩家為之唱和。朱子的《武夷棹歌》也因九 曲船工的代代傳唱而經久不衰，至今家喻戶曉。 在武夷精舍講學之時，朱子還率門人對武夷“船棺”“虹橋板”進行實 地考察。他對武夷山向來眾說紛紜的武夷君的來歷進行推斷，認為“頗疑前 世道阻未通，川雍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 為眾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推斷武夷君乃遠古時期的部落酋長，并 駁斥了兩岸“船棺之屬”系仙人葬處為“詭妄不經，不足考信”的無稽之 談。此說對引導門人科學地分析、認識武夷遠古的歷史和傳說，起到了正面 的作用。 在武夷精舍講學期間，朱子還率門人弟子走出武夷山，到福州、莆田、 泉州等地。通過對學者的互訪，擴大了本學派的影響。如淳熙十年(1183)十月至泉州，與友人泉州名士陳知柔游當地名勝蓮華峰、九日山等，留有詩 作。十一月到莆田訪陳俊卿。陳俊卿之子陳實、陳守、陳宓，孫陳址，都在 此時從學于朱子。淳熙十四年(1187),又與門人王遇、陳孔碩、潘柄、黃 子方等同游鼓山。今鼓山涌泉寺后山仍存此次紀游的摩崖石刻。題刻原文： 淳熙丁未，晦翁來謁鼓山嗣公，游靈源，遂登水云亭，有懷四川子 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陳膚仲、潘謙之、黃子方，僧端友。 朱子出訪各地，使武夷精舍講學影響擴大，不僅在出訪途中即吸引了一 批門人弟子拜師門下，而且還有許多各地的門人聞風赴武夷山。其中如莆田 名儒林光朝的從子林成季，莆田方壬、鄭可學，邵武吳壽昌、吳浩父子，長 溪楊楫，惠安張巽，浦城楊道夫，仙游傅誠，閩縣鄭昭先，光澤李方子、李 閡祖、李相祖、李壯祖兄弟等數十名弟子，均在此前后赴武夷精舍從學。 5.刊刻圖書、發布學術成果 朱子在五夫家居和建陽寒泉、云谷講學時期，就有過刊刻圖書的經歷。 如在五夫家居時期，他于乾道五年(1169)五月，刻印由他所編訂的《太極 通書》；在寒泉、云谷，則于乾道年間(1665—1173)刻印《二程遺書》《二 程文集》《論孟精義》和《上蔡語錄》；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八年(1181)刻印了《丿I朝名臣言行錄》《弟子職》《大學》《中庸》《近思錄》和 《古今家祭禮》等。 武夷精舍講學時期，朱子繼續發揚書院刻書的傳統，將其編著以及友人 的著作刊行于世。如淳熙十一年(1184),將友人呂祖謙遺作《大事記》刊 刻出版。同年，編纂亡友張栻的《南軒集》四十卷，并為之刊版印行。淳熙 十三年(1186),朱子《易學啟蒙》成書，由其門人蔡淵刊刻于建陽。淳熙 十三年(1186)成書的《詩集傳》二十卷，次年由蔡元定刊刻于建陽后山， 版本學上稱為“后山本”。淳熙十四年(1187)編成《小學》六卷，仍由蔡 元定刊行于建陽，封面題“武夷精舍小學之書”。這是我國有文字可考的 最早使用封面的圖書。淳熙末紹熙初(約1188-1190),朱子自編《晦庵先 生文集》十一卷，《后集》十八卷，刊刻于建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