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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政，是指救濟饑荒的措施及其法令制度。朱子的荒政實踐，始于乾道四年（1168）,這年春夏之交，崇安鬧饑荒，時朱子正以樞密編修官待次在家，得崇安知縣諸葛廷瑞委托，與里人左朝奉郎劉如愚同赴賑災，“勸豪民 發(fā)藏粟，下其直以振之”，“里人方幸以不饑”。不久，鄰邑浦城發(fā)生饑民暴亂，因距崇安境不過二十里，鄉(xiāng)民“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朱子上書 建寧府，借粟六百斛救急，幫助饑民渡過難關。 同年七月，崇安又遇水災，災情嚴重。朱子又被府縣請來參與賑災。朱子為此“遍走山谷間”，前后整整十日。所見“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 西，皆為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 聲，殆不復能為懷”。讓朱子難以容忍的是，朝廷派遣的賑災使，“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饑民，卻不沾及。 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輅車過后，便不施矣”。面對此情此景，朱子 這個待次在家的樞密院編修除了怒斥這些“漠然無意于民”的賑災官員為 “食肉者”，感嘆“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外，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儒家“民為邦本”的學說不明于時，“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同時，也使朱子強烈地感受到必須要有一種百姓自己就可以操作，而無需“食肉者” 參與的救荒機制，這便是社倉制度。 乾道四年(1168),朱子向建寧府借粟六百斛以救災，這年冬天鄉(xiāng)民欲如數(shù)歸還，建寧府指示暫“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朱子覺得每年青黃不接時，百姓不得已以“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其時官倉米谷卻“積于無用之 地，后將紅腐不復可食”，所以他建議建寧府將這些官倉之米“歲一斂散, 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米息出貸，小災減半 息，大災全免，“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后來又感到將谷米 “分貯民家，于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經(jīng)建寧知府沈度的許可，撥錢六萬以建社倉。從乾道七年(1171)五月動工，八月完工, 在崇安五夫里建成社倉三所。五夫社倉之法推行十四年后，不僅將原借六百 石米納還給建寧府，而且其息米已累積至三千一百石。此后賑貸，不再收息，每石只收損耗三升。從而做到了 “一鄉(xiāng)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兇年，人不闕食”。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奏事延和殿，其中第四札向宋孝宗陳述 了社倉之法，并請求在各地推廣。十二月，詔行社倉法于諸郡，社倉法從此成為南宋荒政的一項重要制度。至宋理宗時，社倉制度已遍行南宋全境，成為南宋荒政和倉儲制度中重要的環(huán)節(jié)之一。 淳熙七年(1180)夏，南康軍所屬星子、都昌、建昌等縣遇到大旱災。 田禾干枯，“有彌望十數(shù)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 上”。面對來勢兇猛的旱荒，朱子“大修荒政”，采取了減賦與賑濟雙管齊下的策略。 首先，朱子及時上疏朝廷，報告災情，請求“許依分數(shù)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為此，他連續(xù)上了 一系列以“乞放免租稅”和“撥錢米賑濟”即以減賦和賑濟為主要內(nèi)容的奏章。在減賦方面，他上狀奏請將淳熙三年(1176)以前州縣積欠的官物“并行除放”，“一切蠲除”；將淳熙七年(1180) “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 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再隨新稅一同交納。又奏請除豁檢放苗米和未納畸零夏稅二項，總計經(jīng)總制錢九千二百余貫；蠲免淳熙七年(1180)九月至十月“收趁不足"的月樁錢六百二十余貫。 在賑濟方面，朱子想盡各種辦法，上向朝廷申請，下向富戶勸貸，以籌集賑糧。其中，通過申請截留米綱充軍糧一萬三千九百多石，通過奏請得準，暫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余貫，趁米價未漲之前，收糴米斛一萬一千多 石，奏請“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shù)支撥''；通過懸賞封官的辦法，勸諭富戶“將米谷賑濟饑民”，共得米一萬九千石。又得上戶二百多戶承認賑糶米七萬三千二百多碩。 其次，朱子頒布公告，勸諭百姓，要“安分著業(yè)，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又下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余米平價出糶，以濟鄉(xiāng)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xiāng)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為責償。如有違令閉糴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眾作鬧，定當重作行遣”。朱子此舉，意在安定民心，防止饑民流移或聚眾鬧事，造成社會動蕩不安。 第三，為解決災民饑食，朱子結合以工代賑之法，“開場濟糶”。 由于年久失修，南康軍沿江石堤“逐年風浪沖擊，砌石損動”，“不堪系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流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 淳熙七年(1180)九月，在“旱傷至重，細民闕食”的情況下，朱子兩次上疏給朝廷，請求撥給錢米，修筑沿江石堤。他委派星子知縣王文林等到實地測量，搞工程預算，爭取把朝廷撥款與地方自籌結合起來，同時也把修筑大堤與賑濟災民結合起來，從而達到“見修江堤，役工買木，亦足以散錢于民間”解決受災饑民就役的目的。這道石堤歷經(jīng)五月而成，后人尊稱為“紫陽堤” 淳熙八年(1181)正月，朱子在星子、都昌、建昌三縣開場濟糶。“預 于縣市及諸鄉(xiāng)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jiān)押酒稅務、監(jiān)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jiān)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克乞覓之弊”，共賑濟缺食饑民29 578戶，其中成年人127 607人，未 成年人90 276人，“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為半月之糧。……千里之民既免于饑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 南康荒政在朱子弾精竭慮的籌措下，取得了圓滿成功。其賑災的措施、 方法，“設施次第”，大江南北“人爭傳錄以為法”，當時就被江西提舉尤袤加以推廣，“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jīng)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 亦得檢官如此措置”。 朱子救荒，得到了當?shù)馗粦舻闹С郑⑽赐洰敵踬p官的允諾。當朝廷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功命朱子為直秘閣時，朱熹連上三狀予以辭免，理由就是“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一直到此事落實，方才拜命，體現(xiàn)了儒者所一貫堅持的一個“信”字。 淳熙八年(1181)九月，浙東水旱饑荒嚴重，朱子被命為浙東提舉，前 往救荒。為取得朝廷對救荒工作的全力支持，朱子請求先上朝奏事。在延和殿所上七札中，朱子除了借“水旱盜賊，略無寧歲” “饑僅連年，民多流殍”，來勸誡宋孝宗“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外，其中有三札專論浙東救災事宜。其要點有五，一是“救荒之務，檢放為先”，即檢視放免民田稅租, 視受災程度，“從實蠲減”。并奏請今后水旱災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全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免檢全放。二是應募獻米之人應及時推賞。三是請求撥豐儲倉米三十余萬石以備濟糶。四是州縣新舊賦稅免閣住催。五是救荒 之政，全在官吏遵奉推行，故在用人上，對“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 二，重作施行，以警其余"；對“老病昏愚”，別與差遣；對“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 本年十二月初，朱子帶著表示“皇恩浩蕩”的南庫錢三十萬緡開始了艱難的浙東救荒之旅。《宋史?孝宗紀》：“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熹賑糶。”在浙東，朱子目睹了嚴重的災情，他向朝廷上疏說: “浙東諸州例皆荒歉，……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睹，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各地稻田情況，“今紹興八邑，余姚、 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峽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而受災的百姓“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愿預乞丐之列者”。 還有更為悲慘的： 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 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 對救災形勢之嚴峻，朱子做了一番測算。僅紹興府，因災荒就歉收二百六十萬石，朝廷下?lián)苋f緡南庫錢，“不過共折米八萬二千余石”，與所需相比，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其中“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余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 合”。而紹興府有受災饑民一百三十萬，“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余日，當為粟百萬石”。如此大的糧食缺口，如此嚴峻的救荒形勢，朝廷難道能“孰視其饑餓顛仆于前乎?”朱子所上此疏，意在引起朝廷高度重視，希望“陛下哀憐財幸"，多發(fā)放賑米以救災民。 由于此次受災的分布面廣，遍及浙東各州府縣，故朱子通過巡查，深入救災第一線，全面了解災情與賑濟情況。在救災方略上，朱子認為： 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為急務。辟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 根據(jù)這樣的思路，朱子所實行的救災措施，一是蠲除稅租。各受災地區(qū)必須住催(停止征收)或展限起催(緩期征收)各種賦稅。為此，朱子連續(xù)上疏，懇請朝廷“特降指揮實行”。根據(jù)朱子的奏狀，他要求朝廷予以蠲除 的賦稅有：淳熙八年(1181)四等、五等人戶“殘欠官物"；紹興府山陰等“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以及“其余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 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并與住催"。對受災州縣 “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后，逐料帶催”。將紹興府人戶在淳熙八年 (1181)本應蠲閣而“前期誤行輸納者”的夏稅，折成淳熙九年(1182)新 稅予以蠲除。將臺州第五等以下人戶免納一半丁絹。均減紹興府為害最 烈的和買，“使無奸弊，稍得均平”。 二是禁止苛擾。“蠲除稅租”是請求朝廷開恩，為災民減免各種賦稅; “禁止苛擾”則是針對州縣官員不顧饑民死活，追繳各種賦稅而發(fā)出禁令, 實際上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由于地方官員中大多只知承順上意，追催賦稅，“箠撻催督"，以欺壓百姓為能。而像朱子這樣真心為災民著想的可謂少之又少。朱子懇請朝廷將受災最重的紹興五縣的夏稅、和買等寬限兩月，但“本路被災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于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于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決撻囚系之苦，甚可哀痛。況今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作為浙東常平提舉，朱子疾速下令“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此等苛擾饑民的行為，但上仍有“戶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面對此情，朱子發(fā)出憤怒的責問：“今來既是復有災傷, 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因此，他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宋孝宗身上, “欲望圣慈特降指揮"，“特與寬限”。由于朱子的“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是與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本質(zhì)和根本利益相悖的，故其浙東救荒上下掣肘，步步充滿風險和危機。 三是激勸上戶，即推賞富戶“獻助米斛”，共得婺州、處州等富戶助賑 九千石。 除以上列為“急務”的三條救災措施外，朱子還采取了以下幾條重要的配套措施。一是差官雇船前往浙西各州軍豐稔之處收糴谷米，“及印榜遣人散于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米船前來浙東出糶。二是一 再上疏請求朝廷再“撥錢一百七十萬，揍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以便 “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三是以工代賑，“興修農(nóng)田水利而募被災饑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谷給”。朱子在巡查中，“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于豐歲。于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其時，開展興修水利的有黃巖、明州定海縣等地，朱子撥給兩地各一萬貫。 在用人上，朱子認為“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而浙東七州糶濟，用人必廣，故他請求變通，“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甚至是退休以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由此可知，朱子用人不拘一格，不看現(xiàn)任的官職，而以是否“忠信可倚仗”，即以才能和品德為標準。故他聽說婺州通判趙善堅在去歲旱災中“協(xié)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余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使婺州"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的事跡后，以其任期將滿，立即上奏朝廷，“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婺州知州 ——編者注)協(xié)力措置災傷”。 與之相反，對救災不力、貪贓枉法、欺壓災民的貪官污吏，朱子則堅決予以彈劾。在浙東，前后遭到朱子奏劾的不法官吏就有紹興兵馬都監(jiān)賈祐之、紹興指使密克勤、金華上戶朱熙績、衢州知州李峰、衢州監(jiān)酒庫張大 聲、龍游縣丞孫孜，以及前知臺州、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等。 淳熙九年(1182)六月，浙東地區(qū)又出現(xiàn)了 “累年之旱”。朱子上《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希望宋孝宗“斷自圣心，沛然發(fā)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為福”。七月，紹興府會稽縣出現(xiàn)蝗災，朱子立即“遣人走探”, 隨即“親到田間看視”，并下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體現(xiàn)了朱子推行荒政，事必躬親，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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