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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江山 偏安一隅、皇權暗弱 外敵環伺、內憂叢生 從武夷山麓走出的一介書生,沒有金戈鐵馬,沒有皇親國戚,如何僅憑一座書院、一本集注和一群同好,為皇權套上“緊箍咒”,為文官打造“思想共同體”,將仁政理念推行到田間地頭。 《閩人智慧·何以朱子 何以考亭》第二期,讓我們先把目光拉回到南宋的考亭。尋找一群被后世稱為“考亭學派”的“學術天團”,看看他們究竟藏著什么力量,能讓自己的思想綿延800年? 建立“物流中樞” 派送理學思想 朱熹——這位南宋最強“程序員”,花了40余年完成了儒家思想的更新迭代,把一輩子的思想打包進《四書章句集注》。但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再精深的思想,若無法傳播開來,也只是書齋里的“孤本”。 在考亭學派誕生前,理學思想就像打包好卻沒發的快遞件,沒有驛站中轉,也沒有快遞小哥配送。而書院,就是朱熹和弟子們找到的“物流中樞”,通過講學收徒不斷培訓“快遞小哥”,將理學派送到全國各地。
考亭書院 圖源:閩北日報 在考亭,朱熹不教官場技巧,只傳“為蒼生謀”的真學問,在亂世之中豎起了一面理想主義的旗幟。慕名而來的學子達上千人,其中蔡元定、黃幹、陳宓,這些核心骨干,都成為了理學的“播種人”。
武夷山晚對峰上的摩崖石刻“道南理窟” 吳心正/攝 他們將朱熹的思想傳播到全國:黃幹在浙江“以禮教民”;陳宓在江西把“鄉約”理念融入教學;真德秀在福建培養出敢“懟皇帝”的官員。短短幾十年,星火已成燎原之勢,全國書院從幾十所漲到六百多所,理學在全國各地得到了普遍的推廣。 考亭學派還有個好習慣:鼓勵弟子和其他學派辯論。在中國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學術辯論——“鵝湖之會”,就是朱子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間的“巔峰對決”。雙方相互批評又相互借鑒,讓理學思想在交鋒中愈發精深扎實。
鵝湖書院 圖源:大美上饒微信公眾號 為皇權系統 裝上“道德補丁” 其實在考亭學派登場前,儒學也有約束皇權的努力。可要么靠皇帝自覺,要么玩“神學隱喻”,沒有落地的理論支撐。 直到朱熹和弟子們喊出“天子也得受天理管”,把儒家的“皇權約束”,從軟乎乎的道德提醒,變成了邏輯嚴密的“規則框架”,相當于給皇權系統裝了“道德補丁”。
武夷精舍朱子像 姜克紅/攝 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寫了本《大學衍義》怒懟宋理宗:“陛下宴飲無度,就是違‘天理’的‘仁’;縱容貪官,就是違‘天理’的‘義’!”還放話“君心不正,再好的政策也白搭”。放以前,大臣說句“陛下三思”都要冒殺頭險,可“天理”成了當時朝野公認的“政治紅線”,宋理宗也沒再治他的罪。 朱熹最器重的弟子蔡元定,因“偽學之禁”被權臣韓侂胄流放千里。他徒步三千里前往貶所,哪怕腳磨得鮮血直流也不愿雇車,怕折損了“守道”的本心。到了湖南道州,朝廷明令禁止傳播理學,他依然設帳收徒,吸引了慕道之人前往求學,他說:“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明朝海瑞罵嘉靖“嘉靖者,家家皆凈也”,清初“理學名臣”湯斌勸康熙“南巡要以民生為本,別折騰州縣”——他倆都拿朱子理學的“天理”當依據。 考亭學派用“天理”給皇權套的“緊箍咒”,讓權力有了“道德邊界”,在古代專制社會里,這絕對是政治文明的“大升級”。
《滄洲精舍又諭學者》是朱子制定的滄洲精舍院規,150字蘊含朱子傳道授業的內涵,教導弟子門人樹立遠大志向、追求清廉人生。賴雅瓊/攝 光約束皇權還不夠,考亭學派更絕的是,給整個帝國管理層裝了統一兼容的“思想框架”。 元朝疆域跨歐亞、民族眾多,可文官都讀《四書章句集注》,認“大一統”和“仁政”,有效維護了中央集權,未出現大規模的地方割據局面;清朝入關后接著用這套教材,連滿族官員都要學朱注,康熙還親自批注,讓滿漢官員以朱子學作為治理社會的理念。 化“天理治國” 為基層治理 別以為考亭學派是只會“掉書袋”的理論家——他們最牛的是把“天理治國”的大理念,拆成了老百姓能懂、能用的“基層治理手冊”:社倉法管吃飯,鄉約管規矩,讓仁政真正落地。
游人乘坐小火車在武夷山市五夫鎮的油菜花田賞花。(資料照片) 先說說社倉法,這堪稱是古代版“鄉村振興普惠金融”。南宋以前,災年里老百姓最怕兩件事:官府放糧慢得像蝸牛,地主放高利貸能吸光血。 朱熹當地方官時,想了個招:官府出點糧,鄉紳捐點糧,辦成“社倉”。青黃不接時,農民能低息借糧,秋收了再還,利息只要兩分——比地主的五分、十分利良心多了。 后來南宋朝廷把朱熹的“五夫社倉法”(即《社倉事目》)向全國推廣,最鼎盛時,全國有上千個社倉,存糧超百萬石。 朱熹的女婿兼弟子黃幹,就曾做過滿分示范。他在浙江嘉興當官時遇上大旱,糧價飛漲。黃幹立刻開常平倉,還有個“神操作”:農民沒錢還糧,就幫官府修水利、筑道路來抵,以工代賑。結果短短幾個月,就幫數萬災民熬過了荒年,還修好一批灌溉渠。
武夷山五夫鎮朱子社倉 于崇高/攝 再看鄉約,這是古代版“村規民約”。古代“皇權不下縣”,農村基本靠地主、宗族管,官府根本顧不過來。 朱熹的弟子陳宓在福建搞了個“鄉約制度”:每個村選幾個德高望重的老人當“約正”,定時召集村民開大會,評“誰做好事、誰干壞事”,誰家有難,大家一起幫。 這招妙在不靠官府強制,而依靠鄉鄰輿論與道德約束——雖沒法消除剝削,卻也對地主盤剝形成柔性約束,補上了官府的治理空白。后來王陽明搞“南贛鄉約”,康熙推廣“圣諭廣訓”,學的就是陳宓這一套。 站在今天回望考亭學派,他們確實不是顛覆制度的“革命者”,更像是給古代王朝治理查缺補漏的“系統優化師”。
大型文旅山水史詩《月映武夷》通過舞蹈展現朱熹攜眾書生風雨中前行的場景。施辰靜 /攝 他們用“天理”給皇權劃邊界,用《四書章句集注》給文官立共識,用社倉鄉約補基層空白,讓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在改朝換代中守住錨點,也讓書院的青瓦、書案,成了精神的具象載體。 或許我們再也見不到朱熹燈下改《四書章句集注》的身影,聽不到考亭講會的辯聲,但只要有人為民生奔走、為公正發聲、為責任堅守——那支穿越800年的“學術火炬”,就從來沒熄過。 “閩人智慧”編輯部、福建日報社全媒體傳播中心出品 鳴謝:南平市委宣傳部、武夷學院張品端 作者:進擊的南軒、苯甲酸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