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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泉精舍是朱子創建的第一所書院，在建陽(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 崇泰里馬伏天湖之陽的寒泉塢。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子母親祝夫人逝世。次年正月，由蔡元定擇地，朱子葬母于其處，并在墓側建精舍，名曰“寒泉”。在此守墓、讀書、著述和講學。寒泉塢距五夫有一百多里，往返路途遙遠。朱子便又在距寒泉約五十里遠的廬峰之巔建了三間草堂，作為往返兩地之時中途歇腳之用。此即云谷晦庵草堂，是朱子創建的第二所書院，在建陽崇泰里云谷山廬峰之巔，建成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榜曰“晦庵”。 這兩所書院的共同特點是規模小，設施簡陋，且均建在山野荒僻之處,遠離市井的喧囂。正因其規模較小，加上此時為朱子考亭學派的萌芽期，故此時從學的門人不多。方彥壽《朱熹寒泉精舍門人考》收錄這一時期從學的門人二十二人，且從學時間先后不一，故平常日子大概只有二三人而已。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游”，此為朱子《懷人》詩的首二句，可作為此時從學門人尚未形成規模的一個旁證。 1.論學與講學 由于門人不多，精舍講學地點狹窄，故像后期在考亭滄洲精舍那樣，升堂講學的機會較少，而主要以論學為主。其主要表現為，在與其他學派的論戰中，將對方、己方的學術觀點，論辯焦點、過程告訴門人，有時也讓門人直接參加。這樣，既在論學過程中建立自己的理學體系，又在論學中提高了門人的學術思想水平。 如門人楊方，是乾道六年(1170)從學于寒泉的門人。這一年，正好是朱子對湖湘學派奠基人胡宏所著《知言》提出批評之時。其所撰《胡子知言疑義》表面上看，是朱子與張栻、呂祖謙三人共同商討的結果，實際上，正是朱子在與胡宏的傳人張栻等，通過反復論辯后，促使其逐漸轉向，并取得一致認識后所形成的一篇著名的論文。其要點是，對《知言》提出的心以成性、性心體用等觀點質疑，主張以心統性情或心主性情取代“心以成性” 說；不贊成心性體用說，認為以心為用不妥，用是情，不是心。性情構成體用關系，而性心則不構成體用關系。此外，對《知言》的性無善惡，天理人欲同體異用等論點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論學中，朱子把胡氏《知言》的 主要癥結告訴門人楊方，“《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 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在 《朱子語類》中，還有楊方錄朱子批評《知言》和湖湘學派的言論多條，內容涉及論辯雙方的主要觀點。楊方之外，何鎬、馮允中、連嵩卿等一批邵武弟子，也是此次論學的受益者。楊方錄有“何丞辨五峰'‘理性，” 一條，就是當時問學所錄。門人范念德，因在外地為官，朱子亦將《知言》之辯寫信告知：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小有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摭掎前輩之嫌。大抵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后敬有所施"“先志于大，然后從事于小"，如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以為戒。 論學的第二層含義是，在與同門弟子對相關問題的討論中，使其明辨是非，從而引導他們在學術思想上回到理學陣營上來。 門人李伯諫，受佛學影響很深。朱子約同蔡元定，數次與其論辯禪學之誤。如在給范念德的一封信中，朱子記述了這一過程：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為實邪，為空邪？"渠以為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于前日之空見哉?"又為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 朱子還就李伯諫沉溺禪學的一系列觀點一一作了批喻。在給李伯諫的一封信中朱子就李氏的十六個錯誤觀點一一予以指正。與李伯諫相似，崇安籍弟子吳楫亦為釋氏所累，分不清儒學與佛學的區別何在，朱子對此也作了詳細的論述。他寫信給吳楫說：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 他還寫詩告誡吳楫：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 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奉勸吳楫不要沉溺于禪學之中，從而干擾了儒家的學說，人生的樂趣應到孔孟儒家經典中去找尋。 2.隨分講論與因材施教 朱子在給方伯謨的一封信中說：“近嘗一至云谷，留十余日。朋友來集, 隨分有少講論。”此即“隨分講論”的由來。綜觀朱子在寒泉、云谷的講學實踐，這種“隨分講論”主要是根據門人的不同情況，如年齡、閱歷、愛好、專長等，分別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授以不同的課程或研究課題。因此，這種，“隨分講論”亦可稱為因材施教。 如蔡元定家學淵源深厚，長于易學和樂律。朱子每與之探討這兩方面的學術問題，所著《周易本義》《易學啟蒙》《周易參同契考異》，得蔡元定所助尤多。 門人范念德，因在外做官，朱子除授以應“當官廉謹” “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等為宦之道外，還告誡其“益加窮理之功”，“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所論為從政之道與窮理致知、涵養體察等認知、修養功夫緊密結合。朱子給弟子們的答疑諸書，內容則涉及《論語》《詩經》《周易》等。 魏應仲是朱子學友魏掞之的長子，因其年少，故朱子對其學業要求與眾弟子不同，專門作了安排。勸誡其“宜自知力學”“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并根據少年兒童的特點，安排其課程為： 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圣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 魏應仲是朱子最早的少年弟子，后來隨著少年弟子的增多，朱子還曾刊刻管子的《弟子職》一書，作為學規，并由此產生了分小學、大學兩個階段的教育理論和思想。 根據朱子“隨分講論”的教學方法，后來有的學者如清儒朱彝尊在《經義考》一書中，將朱門弟子劃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型，諸如傳易弟子方仕繇、林用中、連嵩卿；授禮弟子許升；授易、詩、禮弟子廖德明、劉爚等。 3. 批評時政與抨擊時弊 批評時政，抨擊時弊是孔子以來私家講學的一個傳統。朱子在講學中，經常結合南宋社會的腐敗現象，與學生展開討論。 乾道四年（1168）,崇安發生嚴重災荒，朱子在積極參與當地的救荒賑災中，深感官府的腐敗無能。他對門人林擇之說：“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于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個端緒，何故汩沒得如此不見頭影？ 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他將不關心民瘼的官員直斥為“肉食者”，認為以民為本的儒家學說不明于世，天下事難有作為。在與門人楊方的一次談話中，他在轉述范念德的一封來信時將這種思想表露得更為直截明白： 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于有為，蓋通身是痛，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 官學腐敗、科舉誤人的現象也是朱子及其門人經常議論的一個話題。他指斥“今科舉之弊極矣! ”門人林擇之認為“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朱子同意這種看法, 說：“太學真個無益，于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朱子后來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將科舉、官學之弊概括為“務記覽、 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朱子與門人評議時政的內容還廣泛涉及君心、民心、官制、官德、治道、兵事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多與其主張的理學思想和書院教書育人的實踐密切相關。 4. 游學與吟詠性情 儒學祖師孔子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的經典名言。 故子路等三子言志，不為所許，而曾點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論語?先進》），卻得到他的贊許。朱子認為：“知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仁者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于山，故樂山。”山水之間寄托著先圣先賢的哲學思考，當朱子把“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的思想與游山觀水結合在一 起的時候，旅游與講學也就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了。 朱子在寒泉精舍講學，附近風景最佳處有武夷山、百丈山和廬峰云谷等地。乾道、淳熙間，朱子經常率門人在這幾處游學。如乾道六年（1170）, 與建陽丘子服同游廬峰；淳熙二年（1175）七月率門人從五夫出發同登云 谷；淳熙五年（1178）七月與廖德明、劉淳叟、方仕繇、劉彥集等登天湖, 并與蔡元定等相約在云谷講學。朱子后來在武夷精舍、白鹿洞書院、滄洲精舍等處講學，旅游與講學相結合這種形式始終不廢。 朱子攜門人游學，一是通過游學感受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二是通過登山臨水，相互唱和往來，感受大自然中蘊涵的哲理，讓世俗中沽名釣譽的詞章之學一變而為師友門人相互唱和、增進同門之誼，及闡發其理學思想的利器。如《草廬》一詩： 青山繞蓬廬，白云障幽戶。 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寥寥二十字，卻向門人闡發了這樣一條哲理：傳道衛統、闡發義理的事業注定是寂寞和充滿艱難的，與沽名釣譽的“時人”無緣。 詩文之外，一些專著的寫作也與游學有關。如《西銘解義》一書，最初的寫作起因，就與朱子率門人登云谷山有密切關系。他曾對門人說： 向要到云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里。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后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 朱子與其門人在登山臨水的游學過程中，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中，對張載在《西銘》中所提倡的“民胞物與”的思想有了某種深切的感悟和升華，從而促使其開始寫作《西銘解義》一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