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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鏞（1795-1858）,字乾翔，號頌南，后人稱頌南先生。福州人。 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監察御 史等。 陳慶鏞極重視經世致用，他為政“留心經濟，不汲汲于為仕，凡軍實之 所儲，度支之所出，邊備之所防，河渠漕挽之所疏浚委輸，講畫條貫務得要 略而后止”。陳慶鏞主張渡江重平夷之策，反對外國侵略者。他曾向朝廷 提出御寇之策。他說：“盛京之奉天，直隸之天津，江蘇之崇明，浙之定海, 閩之廈門、福州，粵之虎門，山東之登州，各備戰船十只或二十只堵截要害，以俟其來者而應之，所向被靡?！贝送?，陳慶鏞還屢次上疏建議朝廷 在臺灣加強武備，防止和抵抗英國等帝國主義者侵略。他還堅決反對外國侵 略者干涉中國內政，對賣國投降官吏深惡痛絕。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批評 朝廷起用已治罪的琦善、奕經、文蔚等人是刑賞失措，致使皇帝復革琦善等 人的官職，令其閉門思過。于是，陳慶鏞“直聲震海內”他以正直敢言的 御史名世。 陳慶鏞服膺宋儒，而又精研漢學，覃心考據于聲韻文字之學。其治經務 求是。他曾自題“六經宗孔孟，百行學程朱”的楹語。陳慶鏞認為，漢學、 宋學的共同點都主張明經致用，都推崇圣賢。他說：“漢人多講陰陽，而宋人則專主理數?！兑住分紵o窮，當合漢宋而通之，無門戶之見，乃可以言 《易系》，言六爻，發揮旁通?！彼J為，言象言數不如言理為密。應理為 主，象次之，數更次之。陳慶鏞所謂“漢人多講陰陽"，是指西漢董仲舒一 派的“天人感應論”天人感應論通過歪曲先秦陰陽五行學說，用陰陽五行 把天與人溝通起來。陳慶鏞認為，《周易》的思想是極其豐富的，宋儒專講 《周易》中的理是不全面的，應吸取漢儒關于《易》象、數的觀點。 陳慶鏞提出對各種學說都應該兼收并蓄，他說： 學為有用之文，則又本之《易》以導其源，本之《書》以充其識， 本之《詩》以博其趣，本之《禮》以究其精微，本之《春秋》以考其得 失，本之馬、班、范、陳以助其波瀾出入，本之管、韓、莊、列以極其 苯?奧窔。 他認為，凡是有用之文都應該學習。他舉出《易》《詩》《禮》《春秋》以及 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管子、韓非、莊子、列子等諸子之書，都要 學習。 在陳慶鏞的哲學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是器識論。其所謂“識”有世界觀之 意，是為學為文的指導思想。他說： 夫士先器識而后文藝，無其識，其詞不足以達識。茍足以達矣，而 或謂過高之論，或限以一丘一壑拘于墟而不足以觀河海之大也，局于量 而不足以仰泰山之高也，又何以稱于其后及久而傳不衰。 讀敘譜狀叔壽兄諸文，得其所以立愛之道焉；讀贈言勸友慎交諸 文，得其所以交游之道焉；讀論經論史論子諸文，得其所以為學之道 焉；讀議兵議律議法、議鈔弊、論海道諸文，得其所以行政之道焉。夫 士先器識而后文藝，非其學之大不能見乎道之粗也，非其識之高不能達 乎政之本。有其學有其識，宜出而膺司牧之職，慰蒼生之望矣。 陳慶鏞在這里提出的“先器識而后文藝”的命題是深刻的。學者首先要有一 定的世界觀，一定的理論為指導，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能“達識”，即具有 高的思想境界；“見乎道之原” “達乎政之本” “稱于其后及久而不衰”，才能 不流于就事論事、經不起時代的考驗。陳慶鏞還特別強調，“有其學有其識, 宜出而而膺司牧之職，慰蒼生之望”，就是見其文和其才知其所能而為眾望 所歸。陳慶鏞的這些議論表明他主張文藝要把思想擺在第一位，藝術擺在第二位。 陳慶鏞以“器識”為中心，進一步提出明、論、辨以及精、廣、妄、疏 等為學范疇。他認為，識足以達時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蔀，論足以剪繁蕪之失，辨足以息群喙之鳴，然后馳驟縱橫，必求于是而后止。故治經貴精力，治史貴廣博，讀未數行輒評隙，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 疏。在為學中，陳慶鏞認為，有“識”才能為當世服務，有“明”才能破千 古之蔽（蔀），有“論”才能找出發展規律，有“辨”才能勝于別人，“識” “明” “論” “辨”都具備了，就能“馳驟縱橫”、得心應手了； “治經貴精” “失之妄”；“治史貴廣” “失之疏”。陳慶鏞這種對為學之德和為學之方的概 括是深刻的。 陳慶鏞還認為，學者如果沒有“器識”，為學既“不能入”尤“不能 出”?！安荒苋搿焙汀安荒艹觥笔菍W之大患。他說： 凡學之患，患于不能入，尤患于不能出。叢籍鱗次，手翻翻不輟, 一輟輒遺，即偶有一二得心，而于古人回穴奧窔終莫能晰，饾饤耳食, 如是者不能入。又或累昔賢往事，鉤稽條丳，謂某也醇、某也肆、某郅寉。 在陳慶鏞看來，所謂“不能入”就是“手翻翻不輟，一輟輟遺”，一點也學不到手；即使偶然有一點心得，也不能分析，而且一耳進一耳出，很快就會忘記。所謂“不能出”，就是學了不能用，雖講得頭頭是道，卻均與原意不合；特別是眼高手低，自己不會執筆為文。 陳慶鏞特別強調，為學處世都要務實，他將自己的書屋命名為“實事求是齋”。他提出要隨實應化，不能虛浮，不可拘泥于前人古人之言?！笆ト瞬荒谖锒芘c世推移”。他說：“參伍錯綜，惟變所適，不可以孔子之言泥周 公之言，更不可以周公之言泥文王之言?！庇终f： 《列子》謂：燕人而長于楚者，老而歸于燕，過齊魯之城社，或紿 以為燕也，愀然變容；過冢墓以為先人之隴也，泣然流涕。及真見燕之 城社廬墓，悲心反減。今世之大家勛閥往往援疏族之貴者顯者聯為譜 系，傅會成書，相與敘及，輒曰我伯叔兄弟也，而于其真伯叔兄弟漠然 概不相關，是何異燕人之見紿者據以為真，而為有識者所竊笑哉。 陳慶鏞所舉的《列子》等的例子，就是強調務實，反對浮夸虛言。 陳慶鏞把圣賢之道歸結為仁、義、禮、智、信五倫，五倫具即為道心, 并對五倫作了言簡意賅的解釋。他說： 圣賢之道無他，體諸心之謂仁，施諸當之謂義，止諸節之謂禮，達 諸事之謂知，踐諸實之謂信，全而合之之謂道心。得乎道之謂德。圣人 之所為，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日用易知易從之事，如 是焉已。眾人之所為，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與日用易 知易從之事，如是焉已。孟子曰：“圣人，人倫之至也”。又曰：“人皆 可以為堯舜。堯舜與人同耳"。堯舜無難知難從之事，而人卒不如堯、 不如舜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于是鹵莽滅裂之言盈天 下，張道益熾而離道益歧。 陳慶鏞認為，圣人和眾人之所為是一樣的，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提出， 從日常生活和周圍具體事物做起，就能達到所要求的思想境界。他說：“儒者有聞過相規，見善相示，余常持此以論交?！?/span> |
